[xxxviii]在《宪法讨论稿（2月28日）》（1981年）的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人提议在宪法中规定国歌，并恢复田汉所写的歌词。
[11]直到凯尔森的学说里，最终将规范性/当为（OUGHT）作为先天认识范畴、而不仅仅是社会特征，建立起法律真正自治与纯粹的规范逻辑世界，其在《纯粹法学》开篇明确提出清除相互排斥的研究方法，[12]从而决定了法学方法的唯一性。哈特主张承认规则是一种实践惯习，道德义务并不必然构成习惯性遵守规则的理由：自愿接受法律体系的人也不一定就认为这是他们的道德义务，他们对体系的忠诚可能基于许多不同的考量。
宪法分配国家权力以形成法秩序的规范必须突破体系内的自我指涉，才能避免循环论证。区别二者的试金石是如何对待我国《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之地位。因此，他们视宪法变迁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渐沉淀社会共识，也就是形成人民、尤其是实施宪法的人关于共同生活的共享信念的过程。[26]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凯尔森，他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石里克（Schlick）时明确指出，道德规范不能还原为某种社会心理基础上的事实性的实在道德（fact of morality, 道德事实），法律规范同样如此，它们都是规范秩序，属于OUGHT （当为）的范畴，无法来自于IS的实存领域。[65]张翔：《宪法文本下的价值冲突与技术调和》，载《读书》2012年第2期，第21页。
[38]尽管法规范不能还原为事实，但对其认识和阐述必须依赖人的思维建构与客观表达行为，因此规范性陈述是可以透过话语、行动（例如诉讼）、法律文本客观呈现的社会事实，具有真/假之分。系统论宪法学则更看重宪法实现法律与政治的系统耦合，效力作为实效性的结果。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创新本是内在要求。
使用这样的语言，不太容易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产生不同的理解。8.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确实，苏先生也曾经这么明确说明过。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
很清楚，前面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依次递进关系，后面一个是对前面两个板块的说明。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
它们都是用来描述同一个中国地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最为典型的是，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除了上一节专门涉及冠名权的地方之外，本文再次回到学术界习惯使用的三历程名称）理论。三、三大板块之间逻辑关系及描述用语问题 以上的讨论都放在了苏先生理论的细节处。不做仔细分析，读者容易将三个古字混为一义。
三个阶段的典型道路或者三历程加上三部曲，关键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6个。（3）从而错误地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文化。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这6种解释每种都不一致。
第四，如前所述，苏先生后来明确并且正确地说明，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因而，历史时期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时期。因而，使用这样一个主语定语不可分割的文学专有名词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三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显然只是一种比喻。
进入专题： 苏秉琦 古文化 。二，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辽西红山文化三种文化遗迹的发现，已拍下考古纪录片。借用张忠培先生的一个口号，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开展这项事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第一个古字，是原始是旧，第二个第三个古字，是文明是新或至少即将是文明是新。7.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而且，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三大板块描述用语不一致。本文讨论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考量。
我们发现，概念定义不清楚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在这一理论当中不是个别现象。在准确性上，比喻的效果显然不如实描，文学的语言显然不如科学的语言。
第二，按照苏先生1985年最初提出三历程理论时的说法，最早的古城古国可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距今四千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或可称作古城的遗址没有被发现……还有些早于西周的、曾见于古文献的燕山以北‘古国没有被发现。苏秉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语言使用的精准本来也应该是对他的第一要求。
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创新概念与传统的原始文化史前文化文明和国家几个旧概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第五，既然出现古城古国的夏家店文化下层或红山文化后期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而历史时期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时期，那么，至少在苏先生的讨论当中，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遗存显然就是错误的。
4.古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我们现在看到苏先生本人对这三大板块最简洁最系统也是最后放在一起表述的是以下一段概括： 对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我概括为： 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城古国与文明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后来他总体上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态度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肯定，虽然，古城古国到底是出现于历史发展实际尤其是文明的哪个时期，不同的场合他往往说法不一。之所以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原因在于，史前史有一部分处于文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而商代之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发展阶段。
他一心要做的事情，是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做续编，为何却不使用恩格斯的基本概念？有人也许会说，苏先生实质上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但在概念上有所创新。通过这6种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6个问题：古文化到底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部分，还是主要指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面对这6个问题，实际上，恐怕没有人可以从苏先生现存的文本中找到准确解答。
原始社会史则可能至多只减去上万年。其实，更为困难的还不在此。
片名未定，拟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trilogia，由tri-（三）与logos（故事）两部分组成，原是指在雅典Dionysus（酒神）节演出的互相关联的三部悲剧。
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从总体结构上看，毫无疑问，苏先生的学说构建在摩尔根与恩格斯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理论的基础框架之上。总体上看，他抛弃了学术界熟知的前人概念，创制了自己的概念，但对自己的概念与前人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时候并不明确说明。苏先生并不使用新进化论的概念还好理解，在他开始研究文明起源的那个年代，新进化论刚刚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他似乎并不了解这些新的学术进展。
遗憾的是，我们在苏先生那里看到的创新工作，似乎就缺了这第一个环节。不过，论者关于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关于它们与原始文化史前文化和文明等传统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一致说明。
二、古文化之古字语义分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甚至，古文化之古，是否就是原始的意思，尤其，在苏先生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现在看到的文本中，仍旧不是可以明确解答的。苏先生理论创新中所用的词汇，有的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古典文献中经常见到的，但是，读者又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所表达的意思，与古典文献中的意思绝难相同。
这让读者不得不怀疑，这两个古国到底是否同一个事物？如是，为何刚刚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忽然又跑到悲剧当中去了？ 古国在不同领域语言描述中所处位置还引起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进化论者塞维斯等人的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大有逐渐替代古典理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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